前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自從正式退休後，專心撰寫報紙專欄，由於身分特殊，加上文章句句鏗鏘有力，因此坊間非常留意他對政府的批評，尤其當政府政策失當時，王永平的文章特別引人入勝。

雖然曾有人認為王永平不應在離任後批評政府，但他堅持自己沒有做過違背良心的事，一直都堅守自己的底線，包括不會洩露政府機密、對之前做過的事負責和反思等，而曾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他，亦寄語香港政府要多留意網絡世界的發展，好好把握當中的渠道和資訊。

粗口事件有正面作用

靳：你經常在專欄批評政府，惹來不少迴響。

王：我早前寫過一篇有關「粗口事件」的文章，題目是《論粗口事件的正面作用》。我認為這件事的確有正面作用，首先，一方面特首和政府可以重振雄風，另一方面，如果今次沒有社民連的人講粗口，就不能迫到特首出來解釋，之前他並不是說「狗」噏，那次只是說錯音而已，這不是正面作用嗎？其實，個個都會失言，奧巴馬都失言，最緊要立即道歉。我意思是，政府應該趁機反省，現在這個網絡時代，特首那個「狗」噏和唐司長的「吊吊fing」，在YouTube已有幾十萬人看過，不能夠當作沒事發生。現在傳統傳媒已經反映不到大部分人，尤其是年輕人的思維，他們絕大部分都不讀報紙，也少看電視，少聽電台，但卻日日接觸網上世界，他們到底信黃毓民還是曾特首呢？這個絕對值得研究。另一個正面作用，是迫使立法會正視泛民議員的侮辱性說話，例如說過「搞屎棍」、「廢柴」、「白痴」⋯⋯這些在外國議會全部都不被接受，而且這些說話不是黃毓民他們先說，而是張文光、李卓人等。現在個個扮君子淑女，但其實，這個問題已長期存在，立法會長期縱容，官員就長期忍受，現在終於不能再忍了，也是個正面作用吧！

靳：你認為互聯網的流行，是否促使更多年輕人留意政府？對年輕人有很大影響力？

王：當然有影響，但仍未發揮到最大，所以政府要多加留意，以YouTube為例，如果政府講錯說話，是否還可以「側側膊」呢？幾十萬人看到喎！而且在YouTube再聽，很清楚聽到特首說「狗」噏，這些就是網絡世界的威力。其實，黃毓民的社民連，甚至奧巴馬能夠高票當選，都因為他們的影音在YouTube非常熱爆，而且懂得利用網絡招收會員和收集意見。奧巴馬在選舉第一天就已經很重視網絡的資訊，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面又掌握多少呢？如果有人想發動年輕人做某件事，透過網絡的威力是很厲害的，所以政府一定要警惕。

靳：這個就是你寫專欄的特色之處，讓人看到事情的另一面。

王：其實，現在寫文章，主要是為了自娛，其實罵人很容易，若只是批評人，一句都夠了，但政治的事一定要加以分析，每件事都有正負兩面，都幾有趣。現在特首很高調批評「粗口事件」，已將粗口提升到一個道德層面，我認為雖然高招，但卻是險著。因為他自己先定一把尺做標準，將來不單粗口，比如減薪問題，也很容易被人質疑是否違反道德。

在政府工作要守規矩

靳：你離開政府之後，好像輕鬆得多，對政府的批評亦多了，是否因為之前官場的框框真的很死板，好像不吃人間煙火呢？

王：我以前在政府工作，一定要守政府或官場的規矩，所以如果某個範疇與我無關，我做的就只是在內部表達意見，向外便一定要支持政府。離開政府後，就真的人各有志，有人從商、有人繼續幫政府發展、有人拒絕評論⋯⋯我也只是偶爾因那次副局長事件發表意見後，收不到手罷了。我選擇表達自己意見，其實沒有甚麼不妥，我有自己的底線，首先我絕對不會洩露機密；我亦會對之前做過的事負責和反思；而我處理過的政策範疇和我現在的觀感都是相近，例如我是問責局長出身，我現在仍然支持擴大問責制；又例如母語教學，我現在都沒有改變立場，仍然覺得方向正確，亦支持微調政策。

靳：由母語教學到微調，是否變了質？你現在仍然支持？

王：母語教學最初推行時是10年前的事，現在是10年後，變化很大，一個政策經過10年實踐，再作出適當的修改是正確的，沒可能多年來一成不變，全世界的政府都不可能這樣。

少數族裔事件 應盡快獨立處理

靳：不如討論一下最近的幾宗新聞，例如你對早前那宗少數族裔事件有何看法呢？我個人覺得開槍不是重要的事，但政府對少數族裔的處理手法好像不是太恰當。

王：我認為政府在這件事上要盡快處理，不能拖慢來做，應盡快開死因庭研究；另外，從政治上處理，交給警察是否一個好方法呢？是否應該進行一個獨立調查呢？其實，以前都發生過類似事情，例如當年的嘉利大廈，都是進行獨立調查。今次涉及少數族裔，畢竟警察高層沒有尼泊爾人，雖然表面上那個死者好像精神有問題，但2槍打死他，從公平和政治方面著手，都應該盡快做個獨立調查。

靳：早前鬧得滿城風雨的擴大問責制，其實我覺得擴得不夠大，因為單單靠局長和政治助理是不夠的，應該好像奧巴馬，一改朝換代就幾千人入局。當然美國國家大，但香港都應該換幾百人一起做，你認為如何呢？

王：沒錯。你說得對，但我覺得這不是最大問題，而且現實是沒可能這麼快找到幾十人加入政府，更莫說要找100人。最大問題反而是處理手法，以及找不到「叻」人。當年，「董生」年代民望不高，為甚麼仍然有人接受呢？就是因為市民見到梁錦松肯放棄幾千萬元年薪加入政府，覺得他是「有料」。馬時亨、楊永強等全部專業人士，絕大部分都是減薪入政府，於是打響頭炮，但從此就成了「benchmark」，到現在一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背景，好像不是太標青，而且本來月入2萬元，一加入香港政府就「搵」大錢，而不是犧牲自己？這些統統都很難解釋，到底一個官員為甚麼值十幾萬元？由誰決定薪金水平呢？這樣就會在市民心目中扣分呢，加上政府「衰」了，但又不認錯，一路「撐」，「撐」到現在依然沒法恢復元氣。

it's the question of saying when

靳：說起人才問題，財金官員的陳家強局長，作為一個商學院院長，他完全稱職，說話和演講都很有說服力，也很受私人機構歡迎。不過，在政府的表現並不突出，你認為是否政府在挑選人才時，出現了某些誤差？

王：如果做金融，除非有「任總」這麼好運，香港的金融發展是配合他的仕途，他之前沒有做過銀行，但多年來可以跟香港同步學習。不過，現在我們的金融體系已成熟，如果要找一個人處理和監管這個市場，的確找一個有實戰經驗的人比學者好。「阿松」就是勝在這方面，他以前真的炒「currency」出身，起碼有甚麼「蠱惑招」都騙不到他，某程度上，馬時亨都有這樣的背景。

靳：我認為，不一定沒有人才，問題是政府用甚麼誘因去吸引人才。畢竟找到一個好的「阿頭」，自然就有好幫手。

王：做一個好的領導，最重要的條件並不是甚麼都懂，而是他可以找到最「叻」的人幫他和願意跟他。美國就有這方面的好處，當政府出聲希望你幫手時，他們都會認為是一個榮譽，常說「It is not the question of saying no, it's the question of saying when」於是，整個政治制度就找到適合的人才。因此，我經常說，如果以為擴大問責制是可以用錢買到，這些就不是人才了！如果只看錢的人去從政，亦「叻極都有限」啦！換言之，做領導者，最重要是找到最好的人才去幫自己，就像奧巴馬一樣，他的班子全都願意放下自己的高薪厚祿去幫政府。至於香港，是否沒有人才呢？我認為未必，問題是有沒有去找？現在給人的印象是，「夾硬」去找一班人，我認為應該把政治助理視為培訓的途徑，至於副局長這麼重要的職位，如果真的找不到人才，就應該先放棄，不要「夾硬」來。■